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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勇：“三交”史研究的坚守与突破
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工程。这项研究在继承中国优秀史学编纂传统的前提之上，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基础，充分体现编纂工程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学术性要求。要推动这项研究实现创新性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编纂过程中的坚守与突破的关系。
一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历史观念（理论和方法）指导历史的认知，用“大历史”的观念，用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的观念去认识中国的历史。要坚持发展的观念，守正创新，回答时代之问，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深入阐释“四个共同”的学理内涵，提升历史叙事的导向性和针对性，始终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有扎实的史学根基，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要对错误的历史观保持清醒的认识。
要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场上，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通过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刻体现出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以“四个共同”为引领，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编写“三交”史，要加强边疆话语体系建设。以学术戍边的使命担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贯彻“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强化边疆治理”“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重要要求，充分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和专业性要求。
二是正确看待历史上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对此问题把握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正确评价战争的性质，承认战争是交往的重要方式，不回避；同时应该去标签化，如果把历史时期凡是有少数民族参加的战争，都标签化为“民族战争”，是不妥的，也是不客观的。应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转换观察引发战争或冲突矛盾的视角，主要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普遍意义上看，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主要解决的是互通有无问题。通常，引发民族交往的因素主要有三种：一是各民族基于不同经济类型的互补性交往；二是基于生存竞争和趋利避害驱动的群体的社会性交往；三是由统治集团组织的、以扩张为特征的战争等交往。换言之，战争是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重要形式。许多战争因矛盾而起，战争的终止则建立在双方新型的稳定关系之上。
三是多向度的“三交”史研究亟待加强。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度“三交”史报告显示，学者们对多维度的族群互动有所关注。比如，传统区域内的族别史研究关注到了族群多维度的交往交流交融，从国家建构视阈观察“三交”史。有学者关注到各阶层、各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碰撞与交流，还有学者通过族际通婚揭示民族交融史的侧影。不同族群的个体人物在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成为“三交”史研究的着墨点。学界还积极采用多元学科方法，以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利用田野考察、口述访谈、文本分析等手段，丰富了“三交”史研究内涵。同时，“三交”史研究的多向度还有明显的不足。学者相对更关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对其他民族内部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关注较少；更关注民族交融的正面范例，而回避交融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教训，缺乏反思深度；更关注内地对边疆的单向度输出，而忽视边疆对内地的影响；描述性的研究成果众多，而问题意识与深度思考则有所缺失。此外，中部及东南沿海地区、港澳台及海外侨胞的“三交”史研究，还非常匮乏。
因此，要以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为契机，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及规律的研究，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中华民族史研究等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尤其是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讲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十五届学术年会暨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